一、分析框架：内卷化理论

肇始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关于文化模式发展与变迁的哲学研究，内卷化理论在20世纪之后被广泛应用在经济活动、制度建设、社会生活等研究领域。在大量经典研究基础之上，内卷化理论逐步形成了农业内卷化、政权内卷化与文化内卷化三个主要研究面向[12]。农业内卷化起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印度尼西亚水稻种植的研究，吉尔茨借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指出，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农民因缺乏外部可替代性机会只能不断投入水稻种植行业，基本模式的刚性延续、对技术细节的不断追求，以及土地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复杂化维持着稳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13]18-19。黄宗智借此分析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社会并进一步将之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14]69。杜赞奇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括为国家选择扩张或复制旧有的体系而非依靠提高现有或新增组织机构的效率与效益来增强其行政职能，在徒有扩张没有收益的同时，权力的扩张与瓦解同时出现，中央财政集权与地方无政府状态并存，这一进程中存在着“矛盾的二重性”，即同一政治体系中权力的扩张与萎缩并存[15]38-78。文化内卷化的内涵与前二者“过密型增长”的重心略有不同，这一概念更加具有历史递归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加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革新性与适应性：戈登威泽通过文化内卷化展示了文化进化路径的延续性、历史性与复杂性，他指出文化内卷化是一种文化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停滞现象，其发展表现为内部结构自缠、自我维系与自我复制下的复杂性与固定化[16]。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进一步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变迁的模式，正是由于一种发展形式在内卷化进程中不断“修补”与调试自身以适应环境变迁，并通过结构生产不断嵌入当下情境，这种调试能力越强，其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难度越大，因此下一个阶段的文化主流很有可能并非是前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先锋，即所谓“历史后发主义优势”[17]37-74。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面向可知，内卷化理论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我锁定与异化的停滞现象，即没有发展与实质性变革与突破的增长，其生成原因在于外部条件的限定与自我锁定的生成。随着时代发展，这一理论被逐渐用来分析回应不同领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与现象，如社会组织[18-19]、乡村治理[20-21]、农村教育[22-23]等。对农村场域有限的医疗与卫生资源进行再分配与调控的过程，既是国家对村医职业进行制度、结构与认知上的重新干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吸纳村医使村医回嵌国家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当村医群体日渐凋敝，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卫生服务、医疗资源绝对或相对减少时，职业嵌入的内卷化困境便由此产生。

图1 内卷化理论在村医职业相关领域的应用

将内卷化理论引入村医职业相关研究领域，为职业何以嵌入国家及其嵌入后果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有益于研究思路的扩展深化，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一方面，乡村医生是发轫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群体，其嵌入国家的过程是国家通过各项方针政策对该群体进行规训与塑造的过程，内卷化理论的引入在丰富职业嵌入国家理论内涵的同时有助于动态化、多元化、多层次地解读村医相关制度与政策执行进程。另一方面，文化内卷化的适应性与“修补”意涵为职业嵌入的内卷化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这也正契合了诺曼·龙的行动者研究视角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事实上职业群体的适应与主动修复亦是内卷化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种微观且动态的视角为内卷化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二、乡村医生职业嵌入的内卷化困境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国家在基层医疗卫生供给侧的缺位使得乡村医生职业呈现自由、松散与无序的发展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开始重塑基层医疗卫生市场运行秩序，逐步强化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规整村医队伍，强化村医管理制度建设。然而，在从制度、结构与认知三个层面回嵌国家的同时，村医职业发展遭遇了内卷化困境。

(一)制度嵌入：规制的繁复化与考核的形式化

新医改以来，国家通过医药、医疗、医保层面的联动改革不断将权力下沉至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中，作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村医在职业内容与职业边界层面同样受到制度与政策的多方规制，在这一制度嵌入过程中，技术理性的溢出与繁复的绩效管理制度使得村医或是分身乏术或是消极应对，去专业化危机由此滋生。

文章来源：《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zzyxyxb.cn/qikandaodu/2021/0726/1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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