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制度建构层面，应当优化政策工具配置，因地制宜地构建村医工作制度与绩效评估机制。在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高度分化的时代，整合或各自为政或互相冲突的复杂的利益相关者，使其拥有共同目标是政策制定首先要应对的问题[48]192。对于异质性较强的村医群体，国家应变强制型执行工具为混合型执行工具，赋权于各个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尤其应引导并选举村医代表就村医相关问题参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乡镇卫生院以及医保部门等主体政策制定过程；同时吸纳村医群体建立相关决策反馈、评价与调整机制，防止“一刀切”，依据地区发展水平实行差异化考核，加快乡村医生绩效考核主体多元化、内容公开化、结果透明化建设，促进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村居民社会参与度的提升，定期公示考核结果并结合相应奖惩机制，及时对政策目标偏离现象进行调整。

其二，在结构调整层面，应当重新审视乡村医生与乡镇卫生院有效衔接问题，同时切实提高村医职业收入。政策问题产生于客观现实，但同时也受到政策权威、政策议程优先次序、社会认知等因素影响，其中政策权威理念之变更是促进政策范式转变的直接因素[49]。但目前的政策虽然也提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但其焦点更偏向医院，着力推行的是医院筹资制度、用药制度、职业制度等相关方面改革，对于乡村医生则多集中在系统化建设层面。因此应当将乡村医生作为基层医生的职业群体予以政策关注，强调人力资源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切实落实并提高村医各项工作补助，强化医保资金使用监督力度，弥合基层村医与医院间对立割裂。

其三，在认知优化层面，应当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定位，同时分梯度地分层次地逐步厘清村医职业身份。作为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最终目标，“全民健康”之下尚有“公益回归”“分级诊疗”“医药分开”等子目标不可忽视；在基层地区，国家医疗卫生政策目标应当不仅仅被局限在药物零差价政策本身，更应该将保障基层地区医生队伍稳定，减轻农村居民个人医药费用负担当作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鉴于药改工作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国家应当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空间，在实现基层村医养老保险与医疗事故险全覆盖的同时，允许基层“医药分开”与用药自主两种经营模式并存：针对近郊村或人口大村鼓励市场竞争，吸引优秀人才回流，放宽基药比例并延续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模式；在贫困村与偏远村实行聘任制，通过绩效工资制与零差价实现村卫生室公益化建设。

作为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改革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尤其艰难、错综复杂且必然长久持续的过程。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供给侧的关键主体，国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地方实际调整政策问题、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具体使用，切实改善市场、职业社群与基层群众的缺席样态，以期实现村医职业的自主型与发展型嵌入，促进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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