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浑浊的眼光，丢向遥远的往事，迷茫着。

一个薄脸皮的姑娘家，天天守在我家门口。只要我爷直着腰杆，说句硬邦邦的话，吃糠咽菜、受苦受累她认了。可我爷像个缩头乌龟，连门都不出。后来出来了，见了薄荷，眼睛只盯着脚面看，不瞅一眼，不搭一句话。

一场突如其来的腹泻，使我爷的人生之路拐了好大一个弯；还没到达巅峰，就直线坠落。

我太爷对我爷的遭遇百思不解，他求过神、烧过香，把门口核桃树上晦气的老鸹窝也捅了；他努力想使我爷能时来运转、重振旗鼓。

我太爷早早地死了。临咽气时，他攥着我爷的手，以自己52年跌宕起伏的经历，留给我爷一句人生箴言：人一辈子的富贵荣辱、生老病死，全都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就像一粒草种，命运就像风，把你刮哪算哪，身不由己。人是争不过命的。

几十年后，某个阳光温和的早晨，我爹瞥着佝偻着腰起粪的我爷，鄙夷地说，他呀，十八岁之后，就再没放过一个响屁。

那时，在一线城市广州，我爹有一套一百二十多个平米的房子、一辆三十多万元的车。当然，这点家当，在广州亮出来，那是要被土豪们笑掉大牙的。而在我们油坊门，却是光芒万丈的太阳。

我爹算是个成功人士了，他完全有资格嘲笑我爷。

我爹刘照明，从小就被我爷的耻辱经历压得抬不起头：村里孩子赛跑，他落在后面，小伙伴就齐声喊，鸡叫走兰州，天亮还蹲在茅坑里；别的学生的作业都交了，他还在磨蹭，老师摸着他脑壳说，和你爹一个样，鸡叫走兰州，天亮还蹲在茅坑里。

村里人老拿这段子嘲弄我爹，我爹愤怒羞愧。又毫无办法，他堵不住油坊门老小上千张嘴。

我爹曾怀疑，自己只吃不长个子，是被这个像山一样的咒语压着。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爹坐在第一排；小学快毕业了，还在第一排。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所有的同学，个子都蹿高了一截，唯独他几乎没动，像株缺水少肥的禾苗。我爹在乎这个事了，他隔一半个月量一次身高，量一次画一道线。一年下来，所有的线几乎是重合的。

一次，我爹使劲地蹦了一个高，头和门框一样平。但他无法停留在这个理想的高度，地球引力让他落在地上，回到残酷的现实中。

有了一点生理常识的我爹，自然懂得孩子的身高，取决于父母的遗传。

我爷是个高个子、大眼睛，腰细腿长肩膀宽，标准的美男子；我奶呢，容貌一般，个子矮也就罢了，偏偏还是个小儿麻痹，走路晃悠晃悠的，村里人送个外号叫“萝卜丁”。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奶的劣质基因，注定育不出一棵优秀的苗。

上初中后，我爹身高定格，胡子却疯长。他讨厌胡子，长一根拔一根。胡子不是杂草，越拔越多越茂密。拔不过来了，索性不拔。

胡子一多就显老，班上学生叫他小老头。

看着别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嘻嘻哈哈地说笑打闹，我爹心痒痒的。他一天洗三次脸、抹雪花膏、剪个时髦的发型，但他个子太矮了，入不了女生的媚眼。

十六岁的生日过完，我爹的身高停滞在1.58米的屈辱高度。他伤心地哭了一个下午。

擦去眼泪的我爹，小心翼翼地埋怨我爷，你当年咋想的，就不能找个高一点的女人？

说起当年，我爷满腹悲伤事、两眼心酸泪。

那次腹泻后，我爷变了个人，他几乎整天不说话，只埋头做活。做活时，下的是死力，好像跟谁赌气。

他不和人来往，独来独去。出门干活，关门睡觉。村里人都说他怪。

薄荷和岁喜结婚后，我太爷张罗着给我爹说媳妇。我爹个子矮，加之言行怪癖，一连好几年，没有一个姑娘上门。

我太爷急得吐血，我爷却没心没肺。照常吃饭、睡觉、干活，就是把婚事不放在心上。

我爷三十岁上，一个远亲介绍了个山里姑娘。我太爷带我爷去相亲，我爷不去。眼看着要断香火了，我太爷给他下跪，他才松了口，说，只要人家不嫌弃，就领回来。

我太爷问，不看一眼？

我爷说，不看。

我太爷跺垛脚，恨声道，抓只猪崽子都要看一看，何况婚姻大事。

我爷说，瞎的瘸的聋的不在乎，是个母的就行。

拜天地时，我奶刚过我爷的裤腰带，走路还鸭子一样叉着两条腿。吃酒席的女人，不抢盘里的菜，指点着我奶，捂着嘴哧哧地笑。

十二岁时，我爹有了一双球鞋；上海回力牌，是岁喜送的。